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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球帝网页版登录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还是不够。工业化使他们对石油日益感到饥渴,把他们带到世界原油市场上。假如说,每个中国人今天消费的石油和美国人一样多,那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吸血蝙蝠:它将每天需要8,500万桶石油,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石油总产量。当然中国目前毕竟不是美国,它每天的实际消费量是700万桶。不过,它所消耗的黑金中已经有1/3来自进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看法,至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5%。对能源市场如此严重的依赖使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石油的大买主,其购买石油的历史远长于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强国,这就是美国。将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将是激烈的——在未来几年中,两者的外交,以及它们的军事战略都将带有浓浓的石油味儿。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懂球帝网页版登录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香港也出了怪事:下水井盖和道路的隔离板常常在夜里失踪,无法解释。当局很怀疑这是当地一些收购废钢铁的人干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上废铁价格的飞涨有关。到2004年春天,一吨废铁已经卖到了一盎司黄金的价钱,而中国大陆再次成为这波热潮的策源地。相对于购买贵重和稀有的金属矿石而言,中国人更热衷于低价回收废旧金属,以满足自己工厂不断膨胀的需求。2002~2004年,中国从外国收购的废旧金属总量翻了一番,美国是主要的卖家。北京已经超过韩国和土耳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废旧金属的最大进口商。可是在中央帝国,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当然,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但是就全国而言,这样的压力还很弱。在至少十年以来,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却基本没动,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从卡尔·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首先,他提出了“后备军”的概念,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资本论》里解释说,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如低工资、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

美军的小伙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戴上了标有“中国制造”的黑色贝雷帽——侮辱性的标签!幸亏有曼祖罗议员的英雄行为,事情才不至于此。曼祖罗先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深受产业外迁政策影响的工业州。美国国防部出于加强预算管理的考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出产的帽子:它们的报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不过在众议院担任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的曼祖罗获得批准,将对这笔交易进行延期审理。于是,两年前由广东某家工厂交付的614,999顶贝雷帽便滞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小件”部门的仓库里,而第615,000顶帽子将长期保存在那位共和党议员的手提箱中。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标志着对来自中国的诸多“祸患”的胜利,而类似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少了。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中国的独特还在于它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陆国家。它的领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位于世界前列,几乎是法国的20倍。它比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要小,却远远大于印度,甚至大于美国。中国的矿产储备量是巨大的,无疑到现在还没完全探明。它还拥有多样化的气候条件。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懂球帝网页版登录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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